普兰店配资平台约瑟夫·罗特：一个背井离乡、怀恋故国的世界主义者

俄乌冲突，不出意外地拖延到了此时。起初几个月，在那些与战事无关的地方，人们还会谈论战争的原因，还会谈论正义和道德性并为此争论，而今最有深度的相关话题，似乎只能算是就战争中无人机战术所做的案例解析，借此来展望未来战争的样子。

在乌克兰西部，靠近历史名城利沃夫，有一座名叫布罗迪的小城，那里的人口只有两三万，因为远离首都和战场也还算安全，即便它和其他乌克兰城市一样，军人的坟也在不声不响地增多。130年前，即1894年，布罗迪尚属于奥匈帝国，市内有一大片区域都居住着犹太人，那年的9月2日，一个犹太男孩在这里诞生，日后，当他成长为一位著名记者时，他为自己名不见经传的家乡小城写下了一则短短的观察记：

“这座小城地处一大片平原的中间，周围没有山，没有森林，也没有河流。就在一片开阔的土地上。城市的边缘全都是乡下小屋，然后过渡到房子，才开始出现街道。一条是南北向的，一条是东西向的。两条街道的交会处是集市广场。南北向的街道最靠外的终点处就是火车站。每天有一列客运列车开过来，每天有一列客运列车发出去……”

19世纪布罗迪风貌

两条街，火车每天两班，这样格局和规模的县城，就算放在1894年的中国，大概都够不上“五线”的级别，但它却是这位作家儿时生活的物理环境。他在这里上学，在这里成长到1913年，迫不及待地要进入社会这所大学堂。狭小的学校、简陋的家乡不知给他带来了多大的窒息感，在他所处的犹太人的社区里，人们的生活每天在两极之间摇摆：一极是在教堂里大声祷告、流涕痛哭，另一极是在集市和街道上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

但他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观察、社交、记忆的天分，这些场景以比电影镜头更加生动的形式储存在了他的脑中；此外就是，父母对他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他任意流浪，任意成为他想成为的人。当他开始做记者时，他给自己写下了一段“自画像”：

“我觉得没人会承认我有权成为例外，他们会把我引人注目的孤独视为傲慢。于是，我只能强化自己的傲慢，变得比以前更加不屑一顾。很多女人都喜欢我的这种行为……我有完美的西装和完美的举止——一个阅历丰富的、优雅的世界人……我撒了很多谎，讲述异国他乡的故事，对女人侃侃而谈。我学会了表达，这是身为一个作家和一个自信的人的真正的技巧。”

记者与作家

他，约瑟夫·罗特，在不到45年的生命里出版了20部左右的小说和随笔作品，作为记者，他写下了数不清的报道。他以“世界人”的名义，把自己的身世弄得十分神秘，他喜欢吹牛，编造自己和父母家庭的过去，曾号称自己父亲是波兰的伯爵和维也纳的军火制造商。1916年，罗特被征召入伍，为奥匈帝国的军队参加一战。他并没有真正上过战场，而是做一些情报宣传类的工作，后来却声称自己是一名中尉，曾被俄国俘虏和流放，战后独自一人逃出，一路曲折走回到维也纳。如果读过他1934年出版的小说《塔拉巴斯》，你多半会相信，作者本人真的在广阔的俄国土地上沿大路西行，走过一个个乱糟糟、闹哄哄、凶险非常的小村小镇。

罗特尽管出身偏僻，却毫不闭塞，因为他所来自的那片地区，今日虽然划在乌克兰境内，实情可并非地图显示的那么明晰。那里自古就被争来抢去：波兰曾经据有它，17世纪波兰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瓜分，它落入了奥地利之手，一战后它又回归波兰。因为变数多，数百年间，这里居民的族群类属也格外混杂，俄国人、乌克兰人、德国人、奥地利人、波兰人、犹太人，还有众多有着奇奇怪怪陌生名字的小民族，都在这里有生活的人群，商业往来兴盛，宗教信仰和语言杂多。

罗特后来写小说时，特别善于让众多民族出现在同一个故事空间里。经历了一战之后，罗特的眼界更为开阔，正当各国代表在巴黎商谈《凡尔赛和约》时，罗特在维也纳当上了一名记者。

这职业也最符合他的“世界人”性情。他立刻成为行业内的翘楚，维也纳、柏林、布拉格，他走到哪里，都能写出大稿子。1923年，《法兰克福汇报》聘他为记者，开出了一行字1马克的价格，在那个大众媒体勃兴、人们以报纸为接收外界信息的第一途径（犹如今日刷手机看视频）的年代，他获得了最高规格的稿费。

罗特的文笔特别值得一提。就中文来看，同为德语写作者，罗特和同期的卡夫卡或是托马斯·曼相比，根本不像是用的同一种语言。罗特十分简洁，从来就是寥寥几笔抓出人物的个性和相貌特征，他下的断言则反映出对其时其地其人的充分洞察。他的“新闻文学”的写法，比起中国人熟悉的“报告文学”，想象更奔放，语言更犀利，超越了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的考量。他因工作需要常住旅馆和酒店，在一篇讲述一家火车站旁的酒店的“报道”中，他这样写：

“每个人都徘徊在到达和出发之间。科普里瓦酒店总是在火车之间穿梭。八十间客房和一百二十张床铺转来转去。科普里瓦旅馆并不存在。它只是看起来存在而已。留声机在楼上楼下翻滚。样品箱在空中飞舞。经理匆忙地穿梭于各个房间。客房服务员跑向火车。搬运工被敲了六下。经理就是客房服务员。搬运工就是经理。客房服务员就是搬运工。房间号是出发时间。时钟就是时刻表。游客被无形的橡皮筋绑在车站上。他们来回跳动。留声机唱着火车的声音。八个就是一百二十个。一百二十个房间拖着八十张床。”

一句句散发着超现实色彩的描述性断语，携带着数字，携带着机智到位的点评，写出了旅馆与火车站的繁忙全景。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幅现代派绘画，可能就出自保罗·克利或是蒙德里安之手，看细节或许莫名所以，看整体却是一目了然。另一关键的精妙之处，在于罗特把他流浪者的眼光投向了面前的每一个人，甚至投向了酒店本身：人，既是旅客，又是搬运工，又是服务员，又是经理；数字，既是房号，又是出发时刻，又是钟敲的次数，又是床和房间的数量；酒店，既是存在的，又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个人、数字、床、房间、留声机、时钟……在这里的交会。

罗特还将他在家乡最熟悉的体验准确无误地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用于描述“每个人”的状况：“每个人都徘徊在到达和出发之间”——这么说武断吗？不，难道真的有哪位大活人，可以跳出到达和出发两端之间吗？

另一位来自奥匈帝国的犹太作家——弗兰茨·卡夫卡，和罗特同时代，也拥有类似的超现实想象力，像《变形记》等作品都明目张胆地无视时间、空间和物理规则。可以说，唯有超现实主义的视角，才能把握一个完全不同于战前的时代，把握它的加速和不稳定。但除此而外，罗特的文句之间还散发着另一种强烈的情怀，那就是怀旧。

无国无家的人

他怀奥匈帝国的旧，那个帝国在一战期间崩溃了，使罗特真正成为无国无家的流浪者，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为何，归属何处。记者只是一个职业，“犹太人”则是一个他绝不喜欢的种族名；在当记者时，罗特访问过鲁尔区的工人社区，访问过大生产大建设期间的苏联。这些代表着未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新的族群在形成，但罗特对此一概怀疑甚至厌恶，因为在他眼里，族群越多，每个族群的声音越大，“世界”就越分裂，而他以“世界人”自许、以四海为家为生活方式，对大地上立起的一道道营垒和关卡，对德国、俄国等地兴起的民族狂热，既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

他深陷对奥匈帝国的渴望和怀念。从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蛛网》开始，罗特迅速成为德语世界最高产的小说家，到1930年他已有8部作品出版，尽管只有1930年的《约伯记》让他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两年后，300多页的《拉德茨基进行曲》问世，罗特将他对奥匈帝国衰落的绵绵怀旧之心写成了一部家族史诗，这是他篇幅最长的小说，主题就是向分崩离析的奥匈帝国致敬，那个帝国曾在一位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统治下，温和地对待境内所有小族群。

罗特为了挣钱，总是急于签下出版合同，他带着装满稿纸的手提箱，在咖啡馆和酒吧写作，一部作品往往几个月就完工，故而情节里时有匆忙感。《拉德茨基进行曲》最有“耐心”，一共写了两年，出版后在半年内就再版了五次。他忧郁的才华需要酒精的刺激。在维也纳，在柏林，后来又在巴黎，他无可挽救地染上了酗酒的恶习。背着金牌记者和多产作家的盛名，他在短短几年里变得衰老丑陋，同事们看到他不省人事地躺在路边，兜里揣着酒瓶，眼睛还大睁着。

弗丽德尔·赖希勒和约瑟夫·罗特

算起来，他真正过上好日子的时间很有限，大约也就是1923~1926年之间。1922年他和奥地利人弗丽德尔·赖希勒结婚，这位看照片极为美艳的犹太女子，在结婚的第二天，就不得不搬去了柏林。罗特的性格不好，酗酒无度，又爱说一些不切实际的话，他告诉妻子“我们可以随便找个公园的长椅睡觉”（他自己就经常如此），他带妻子去会友会客，但一工作起来就不管她，会把她扔在酒店里好多天。最关键的还是钱，动不动就一贫如洗的罗特，不得不经常向他的好朋友斯蒂芬·茨威格借钱。1928年后，当弗丽德尔闹起了精神分裂症，先后住进维也纳和柏林的医院，是茨威格为她及时支付了医疗费用。

罗特怀恋帝国，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只有在帝国之下，他才能成为他想要成为的人——世界主义者，一个“阅历丰富的、优雅的世界人”。他反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当年，在一战的背景下，奥匈境内的各个民族都提出了主权和领土主张，帝国迅速走向瓦解。而今天，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波兰人、奥地利人也都在说起毗邻的乌克兰西部地区（也即罗特的家乡）的历史和文化，以暗示自己民族对那一带的地盘有着“自古以来”的主权。

而罗特之所以从忧伤沉入了更为悲观的情绪（即便他的名声一直在上升），正是因为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发展持续而迅猛。奥匈帝国瓦解后，大英的所谓“日不落”帝国也荣光不再，下一个兴起的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这是一个奉行极端的民族主义、要排斥各种异己成分的“帝国”，罗特早在旅居维也纳和柏林时，就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他在《漂泊的犹太人》里放入了一篇记柏林的文章，当头的一句就是：

“没有一个东欧犹太人会自愿去柏林。这世上哪有人会自愿来到柏林呢？”

他写的是自己1922~1926年间对柏林的印象，他最大的恶感似乎来自于柏林警察（相比于懒散的巴黎警察而言）的刻板，总是循规办事，向来自东欧的犹太人盘查合格的身份证件——“柏林的刑事警察有一个特性，就是喜欢事后到家里去搜查”。他写下了长篇小说《造反》，内容是一位退伍军人在柏林四处碰壁，度过了滑稽而悲凉的冒险，带着一颗反叛之心落入监狱，最后成为解剖台上的一具尸体。

可是，德国在战后郁积的不满，逐渐凝聚成潜在的民族主义狂热，并在野心家的怂恿下愈演愈烈，这一切才是罗特最敏锐地感知到的。他知道，在《凡尔赛和约》重新划分的欧洲格局里，民族主义只会遍地开花，而犹太人将是最大的输家，因为他们没有“自古以来”的地盘，必然要被每一个有地盘的民族所驱逐和敌视。在一位法国的德语翻译家贝尔托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1928年2月，罗特在柏林和几个朋友见面，贝尔托也在场。当时，罗特带着一副冷嘲和厌世的笑容，说出了三个预言：第一，十年后，德国将与法国开战；第二，到时如果我们这帮人运气好的话，将以移民的身份生活在瑞士；第三，犹太人将在柏林的选帝侯大街上被当众殴打。

在场者当然不以为然，因为都无法想象罗特预见的事情会成真。5年以后，希特勒的纳粹党上台，罗特给茨威格写了一封信，劝他放弃幻想。茨威格是名震欧洲的畅销作家，当时还在与纳粹御用的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合作写歌剧，罗特告诉他：你是犹太人，名声和财富保护不了你。“野蛮人已经接管了德国。不要骗自己。地狱在统治。”

斯蒂芬·茨威格（左）与约瑟夫·罗特（右）,1936年在比利时奥斯滕德

罗特与茨威格的书信，有许多保留了下来，经由翻译家迈克尔·霍夫曼翻译成英文后，被更多的读者读到。我们都熟悉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表达的对欧洲“黄金时代”逝去的痛悔，但是罗特从未看好过一个被民族主义所主宰的欧洲（以及世界）的未来。就在1933年春天，纳粹党展开了臭名昭著的焚书行动，一切不符合“雅利安主义”价值观的书籍都被禁毁，刚刚出版不到一年的《拉德茨基进行曲》也在列。罗特之前对柏林的恶感应验了：柏林街头到处是狂热分子烧书、砸店燃起的黑烟，犹太人被殴打和驱赶，犹太裔德语作家，以及许多不支持民族主义势力的德语文化人都被迫流亡。

罗特原本就不以德国和奥地利为家。他生活在巴黎，在妻子住院后又找了新女友；即便衰老、穷困，他的举止却彬彬有礼，衣着精致，显示了在混乱中保持秩序感的渴望。世界在解体，族群在互相敌对或是为利益而结盟，而罗特用写作抵御解体，他一手拿着烈酒酒杯，一手笔走龙蛇，收工之后还不忘在桌上留下可观的小费。

我们可以从《无尽的流亡》一书中看到罗特的形象，想象他的风度和口才，他的记者天赋，可以让他接近每一个他想要接近的人物，不管是工商业巨头、政府官员、密探、名媛还是瘸腿乞丐。《百日》《假秤》《先王冢》《第1002夜的故事》，一本本小说都是他流亡巴黎时的出产，故事彼此不同，叙述却都循着典型的罗特式的节奏，出自只有漂泊四海的人才会拥有的忧郁的心境。

酗酒引起的震颤性谵妄，在1939年5月的一天将罗特从他的世界带走。茨威格在三年后自杀于巴西。他们的出身、生长环境和价值观都大不相同，却都需要靠一个“世界”来庇护，尤其对罗特而言，他的家乡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世界的属性。他的第一部传记是由他的一位童年友人写的，他们相遇在巴黎，在公园长椅上，一脸病容、拄着拐杖的罗特请他为自己唱两首歌，一首是犹太人的歌曲，一首是乌克兰人的歌曲。罗特就坐在那里，听着，热泪滚滚。

约瑟夫·罗特作品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