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益配资平台北魏墓志盛行，发现11位被遮蔽被消音的女性

1928年，傅斯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窃以为，其中的许多观点，当为如今中国史学研究优劣的标准，不啻为新史学研究的“宣言”。一方面，傅斯年深受西方兰克史学之影响，强调历史的本质是陈述史实，不做神学、哲学乃至政治的附庸，让凯撒的归凯撒；另一方面，则承续清代乾嘉的考据学，于史料中订史文，“以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为语学”，他认为这是“不朽的遗训”。

在文中，傅斯年提出了著名的“三进步、三退步”观点，即：

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

近些年随着地下考古证据的不断出土，新的史料不断整理出版，学者越来越重视研究、解读新史料，从而再现古人生活的真实世界，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在中古史学界，利用墓志碑刻解读、还原历史，成为了许多历史研究者的重要凭借。

墓志何以在北魏盛行？

新近出版的，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罗新主编的《彼美淑令：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让我们看到了北朝墓志碑刻的重要价值，提供了一种新的史学写作范式。正如罗新在“序”中所说，本书所收的11篇文章都是作者们在课上课下研读北朝女性墓志所产出的论文，“其中多数借由墓志信息研究北朝的政治与制度史，但也有专注于女性人生遭际的，我们从后者中挑选了这11篇为是编”。

在我看来，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1、尝试一种新的解读墓志的方式；2、“寻找被隐藏被遮蔽被消音的女性”。

关于墓志的起源，迄今为止仍无定论，有先秦、西汉、东汉、魏晋、南朝说，但北魏墓志臻于极盛为世所公认。自东汉后期以来，天下厚葬之风盛行，“起家莹，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后汉书·崔寔传》）。随着天下大乱，经济凋敝，魏晋时期开始推行薄葬之风，禁止立碑。皇亲国戚、士族门阀不得不将文字放入墓葬之中，此为墓志兴盛的社会原因。再加上北魏自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以后，鲜卑贵族远离故土，思念家乡，故而希冀“设一方墓志，以待时机让子孙迁葬代北”（赵海丽《北朝墓志文献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即拓跋部兴起之地。徐冲甚至认为，孝文帝为冯熙“亲作志铭”，开启了北魏洛阳时代的墓志文化。（《两方墓志与三场葬礼：北魏孝文帝迁都的另类风景》，载《带献帝去旅行：历史书写的中古风景》）。

墓志书写有着固定的结构模式，分为首题、序、志传、志铭和尾记，其中涉及墓主的先世谱系、官职，一生所经历的大事。北朝墓志文体深受六朝以来骈文的影响，故而多为四言、六言等对句，《文镜秘府论》中总结了骈文的二十九种对仗形式，其中蕴涵了大量典故和修辞，为了音韵之美，也常使用生僻语词，造成了后人理解之难。如本书书名便出自《魏故齐献武高王闾夫人墓志》的志铭“柔远能迩，礼洽化迁。彼美淑令，时惟妙年”。“彼美淑令”化用《诗经··陈风·东门之池》“彼美淑姬，可与晤歌”。“淑令”一词则为魏晋时期用来形容女性美丽的常用词语。

在此书出版之前，已有学者将墓志搜集汇总，进行了“集释”“汇编”“梳证”，但失于简略，没有充分发掘其中的历史信息。如若不对典故、语言、语音演变乃至北魏制度、文化等了解，则很难从中挖掘价值，被更多人所使用。

其次，本书则将视角聚焦于女性墓志。在历史上，女性往往都是失语者。以《二十四史》为例，女性多见于《后妃传》《公主列传》《列女传》等，只有参与政治或道德、言行符合当时价值观的女性，才可留下简单的一笔。唯有《明史》将秦良玉单辟一传，褒扬她抗击清军、张献忠之功，足为当时持观望态度的将领汗颜。而墓志不论男女，则以传主为中心，这让我们看到贵族女性真实的生活经历。在当下性别史、妇女史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实在为不可多得的中古女性史研究的史料。

在此之前，罗新已经出版了《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通过《魏故比丘尼统慈庆墓志铭》讲述了王钟儿漫长而又跌宕起伏的一生，并以她的眼睛去看她身处其中的时代，把皇帝、后妃、外戚、朝臣、宦官和宫女都还原为具体的人……以宫女之眼看权力斗争的惊心动魄。正如作者在《后记》所说：“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吗？”这句话同样适用《彼美淑令》这本书。

寻找被遮蔽被消音的女性

不可否认，收入该书的11篇文章，有长有短，质量亦参差不齐，有可改进的空间。但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11位北魏女性命运，看到北魏迁入洛阳到灭亡这40多年的历史变迁。由于本书许多牵涉人物、故事较多，读者会有隔阂。故以前五篇为例，总结其中志主梗概和新发现，帮读者扫清入门障碍。

《陈留公主》（罗新撰）以评论李贞德《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为切入点，发现煽动宣武帝二姐兰陵公主与丈夫刘辉争吵的正是兰陵公主的姑姑陈留公主。罗新以此推断《北史·刘昶传》有误，即刘辉和刘承绪（陈留公主丈夫）非父子，乃是兄弟关系（陈留公主不会撺掇侄女与儿子争吵）。后来刘承续早死，孝文帝的冯皇后希望让她嫁给弟弟冯夙，但或许是意识到孝文帝有废后之举，故而予以拒绝，甚至秘密离开洛阳，向孝文帝检举冯皇后与宫人淫乱。根据事情发展的逻辑，罗新匡正了中华书局标点本《北史··皇后传》之谬，即“（陈留）公主志不愿，后欲强之（嫁冯夙）。婚有日矣……”句中的“婚”当在前句，即“后欲强之婚”，毕竟陈留公主未与冯夙成婚。后来，陈留公主嫁北投过来的南朝第一高门琅琊王肃。令人唏嘘的是，在王肃原妻之子的墓志铭中，并未提及陈留公主。王肃死，因无子女，陈留公主再次守寡，后嫁清河张彝。结果，权臣高肇渴望与陈留公主联姻，增加政治筹码，但被拒绝。一怒之下陷害张彝，导致张彝早死。我们可以看到，北魏贵族女性的婚事，一直是政治权力的牺牲品。

《寻找仇妃》（徐冲撰）则通过墓志解决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为何北魏宗室元举会娶低阶官员之女，这与门阀高第相互之间联姻的常识相违背。作者通过追溯仇妃家族的经历，梳理了仇氏如何从关中迁徙到邺城。后因太武帝宠臣，仇妃祖父外甥卢鲁元造访而与北魏朝廷发生关联。不久，仇妃的祖父仇广等人“坐他事诛”，导致家庭一落千丈，按当时制度，仇家应与其他女眷没入平城为奴。但与自身努力相比，命运的转折更靠机遇。北魏早期，有将皇宫中罪人女子许配给皇子或宗室的习俗，由此仇妃被许配给了南安王元桢。后来，孝文帝颁布诏书，强制皇室重娶胡汉高门之女以为正妻，甚至将此前罪奴出身的妻子贬为妾媵。史料没有记载仇妃死于何时，留给了我们无暇遐想，不知早死是遗憾还是幸运。

《蛮女文罗气的一生》（胡鸿撰）和《崔巨伦的其人》（罗新撰）则是聚焦了北魏后期两个较为普通的女性，她们的命运同样令人同情，虽然留有墓志，但我们几乎看不到两个人主动的抉择，完全被裹挟在了混乱的时代中。

文罗气出身于“蛮族”（即《北史》所说“盘瓠之后”），祖父文虎龙归附北魏，拜雍州刺史，封为鲁阳侯，文罗气嫁给同是蛮族的雷亥郎为妻。随着孝文帝对蛮族改抚为剿，文氏家族不再受信任，鲁阳蛮鲁北燕之乱后，文氏家族受到牵连，文罗气和儿子成为女奴和宦官。而后，文罗气被赐给了一位刘姓中级官员为妻，生女刘贵华，女儿入宫成为淑仪。此时，时间已到了北魏后期，外戚、宦官之间彼此争夺权力，政变不断。作者猜想，刘贵华作为普通官员的女儿能进宫为妃，很有可能与执掌大权的宦官刘腾有关。文罗气活到了北魏灭亡，历经六镇之乱，东魏权臣高欢一声令下，天子百官迁往新都邺城，64岁的文罗气也在其中，最终在邺城度过了最后岁月。

崔巨伦为著名的门阀士族博陵崔氏一支，由于他的姐姐崔宾媛墓志的出土，补足了崔氏家族后期的诸多史实。崔巨伦《魏书》有传，但写错了他的去世年龄，根据崔巨伦墓志记载，他死于三十四岁，而非四十四岁。而崔宾媛墓志的出土，则让我们能够对一段著名的典故对号入座。《魏书》记载，崔巨伦有一个姐姐，一只眼因病而盲，无法出嫁。后来，家里决定让其下嫁。崔巨伦的姑姑坚决反对，让自己的儿子娶了娘家之女。长久以来，这个故事被屡次引用，以此证明门阀士族不与非类为婚。但一直以来，并不知姑姑是谁。直到崔宾媛墓志出土，才知道此女为崔宾媛。

乍看这一故事，崔宾媛给人感觉分外强悍。但根据墓志记载，她“御己卑冲，接事㧑顺”，处理妯娌关系“事长谦柔，临下庄敬”，家务劳动“聪明多艺，女工妙绝，劬劳杼纴,未尝云已”。弟弟去世后，“蔬食再周，面垢三稔”。可见，她仅仅是一位遵守当时礼法的女性。我们并不能苛求她有多少超越时代的先见之明。通过她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到当时大多数女性的价值观念。

《北魏最著名的比丘尼僧芝》（王珊撰）让我们看到北魏后期贵族女性出家后的生活情状，在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支持下北魏佛学复兴的面貌。在北魏后期，很多在后宫斗争中失败的后妃，都会被迫出家。以此可见佛教的影响。

此外，本书还有《元季聪的悲欢》（章名未撰）《常山公主事迹杂缀》（罗新撰）《袁月玑墓志与梁陈之际史事钩沉》（常彧撰）《找回失落于尘土中的故事》（单敏捷撰）《参商永隔：卢兰、卢贵兰姐妹及其家庭命运》（庞博撰）《茹茹公主》（罗新撰）六篇，其中大部分都是书写了北魏末年分裂动荡时期，女性悲惨的命运。

当然，本书作为一种尝试，难免也有很多瑕疵。如传主墓志文字过少，旁及无关人物史事太多，书写志主家世时人物驳杂错乱，没有帮读者理清头绪。大多文章缺失关系图谱，让读者一头雾水，需要制作人物关系图。还有些文章解读不深，聚焦于细枝末节（如前述孝文帝颁布强制皇室重娶胡汉高门之女以为正妻，就没有分析孝文帝在常太后和文明太后影响下一些思想的转变）。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的出现，我们应该允许撰述者上下求索。况且，与叙述的罅漏相比，了解北魏墓志的价值，看到北魏女性的真实世界，才是最重要的。